隆中是刘备“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发生之地
隆中是诸葛亮青年时期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也是刘备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的发生地。河南省南阳市郊有一个卧龙岗，传说也是诸葛亮青年时期的隐居之地。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隐居之地呢？原来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北伐前上表刘禅的《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后人以为“南阳”，即指今河南南阳。殊不知今南阳卧龙岗这一称呼是从隋代以后才有的。从隋代以后才将宛改为南阳县，因此就在南阳郊外出现所谓“卧龙岗”，出现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以及和隆中一样的所谓“十景”（即武侯祠、三顾堂、草庐、野云庵、抱膝亭、躬耕田、小虹桥、老龙洞、梁父岩、半月溪）。由于出现两个隐居地，因此从宋以后直到现在，南阳和襄旧两地就有所谓“躬耕地望”之争。从必须具有确凿的史实来说，隐居地、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无疑的。主要理由有下面五点：
第一，所谓“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二字是指南阳郡，两汉时期人们称呼地名，习惯用郡的名称。这里的“南阳”，并非指今天的南阳。今日之南阳，两汉时称为“宛”。虽宛时为南阳郡的治所，但称“南阳”非称“宛”，同样称“宛”非指称“南阳”。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宛”与“南阳”二者区别得很清楚，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如《三国志·武帝纪》曰：“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 诸葛亮自称的“南阳”，究竟是指哪里呢？刘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在“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后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地方史学家，又是襄阳的“乡豪” 。他撰写的《汉晋春秋》约在公元362年，离诸葛亮去世只相距128年，加之他又在东晋荆州刺史桓温手下担任过从事、西曹主簿、治中、别驾等职，生活年代离三国不远，他对家乡襄阳以及邻县包括整个荆州的历史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因此他这条记载是可信的。
另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沔水注》曰：“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这不是很明确记载隆中是刘备三次拜访诸葛亮的地方吗！
其二，荆州刺史管辖六郡一国，即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其中南阳郡和南郡是相邻的两个郡，如何来区分这两个郡的分线呢？人们都知道：山南水北为阳。山是指万山，水即指汉水。一般来说，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汉水是两郡间的天然分界线；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万山也是两郡的分界线。该书卷21“山南道襄阳县”记载曰：“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又曰：“襄阳县，本汉旧县也，属南郡。” 汉时的邓县，在东汉时属南阳郡，晋时属义阳郡，唐代改为邓城县，属襄阳郡。《元和郡县图志》不称“襄阳邓城县”，也不说“义阳邓县”，却称“南阳郡邓县”。可见“万山……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一语，不是指唐代，也不是指魏晋，而是指东汉时期。这就是说，万山以西属南阳郡邓县；万山以东属南郡。隆中在万山以西，自然属于南阳郡邓县，所以习凿齿将隆中归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是有道理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而南阳县的记载就不同。《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南阳县”记载曰：“南阳县，本周之申国也，汉置宛县，属南阳郡。更始即帝位，世祖纳阴后，并于宛城。魏代荆州都督所理。至隋改为南阳县，属邓州。” 可见隆中属南阳郡邓县管辖无可置疑。诸葛亮离开隆中后，有一个姓董的人住在隆中诸葛亮原住处，后因董家人相继死去，此后就再没有人敢住在这里了
其三，从《隆中对》本身内容来看，诸葛亮提出统一天下的部署是：先占据荆益二州，然后遇到天下有变，便分别从两路北伐中原：一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其中的“向”字表明：宛、洛是曹操敌占区，所以要去攻打，也表明诸葛亮当时在宛的南边向刘备提出统一大计，这就证明诸葛亮不是在宛躬耕，而是在襄阳躬耕陇亩。这样去理解才符合地理方位。如果诸葛亮身在宛城，又在宛躬耕，那他向刘备提出统一大计时，就不会提出另派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攻向宛、洛了，就会直接提出由宛北上攻打洛阳就行了。另外，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鱼豢《魏略》得知：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乡汝南，“欲北归”。从地理方位来看，汝南在宛的正东，襄阳的东北。由宛去汝南，应是“东归”，而不是“北归”。只有从襄阳出发去汝南，才是“北归”。该书又记载说：“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北行”，是指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从这两则材料可知，生活在曹魏中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知诸葛亮是居住在襄阳，而不是寓居在宛城。
其四，从当时诸葛亮的人际关系来看：其好友孟公威、石广元、徐庶等三人都居住在襄阳城西的檀溪一带，好友庞统住在襄阳白沙洲，老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居住在襄阳城东鱼梁洲，诸葛亮的这些好友都居住襄阳城及其附近，正如《晋书·习凿齿传》记载习凿齿任职期满回老家襄阳时在给好友桓秘的信中所说：“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城，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从此信中便可知诸葛亮、庞统、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徐庶等人的居住地址，而无一人居住在宛城及其附近。
诸葛亮的夫人也是襄阳名士黄承彦的女儿。《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由此可知，诸葛亮迎娶的是一位襄阳的女子。诸葛亮的岳母是荆州牧刘表的后妻蔡氏的亲姐妹。他的两个姐姐出嫁的对象也都是襄阳本地大族的男子。
其五，襄阳距宛城约120公里，在古代往返于两地一次需五、六天，加之在公元197至207这十年间宛、穰一带为曹操统治区域，这时正频繁发生战乱，社会极不稳定又不安全，试想，一心想恢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寓居在宛城吗？原与曹操为敌的刘备，会去曹占区三顾茅庐找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吗？回答是否定的。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记载：“晋永兴（304─305）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此则材料表明隆中是诸葛亮故居，而且当时还有房屋，此时距诸葛亮去世才七十多年。可见该材料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
晋废帝太和五年（370），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来到隆中，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曰：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
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昔爰止，于焉盘桓。
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
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
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李景逊到隆中，撰写了一篇碑文。碑的正面是无名氏书写的楷书“蜀丞相武乡侯武侯诸葛公碑”，碑阴刻着孙樵书写的碑文。
上述从西晋至宋的史籍中都明确记载隆中是诸葛亮年轻时期的寓居之地。
此外，从当时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人朝夕相处的关系来说，也只有诸葛亮住在隆中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诸葛亮栖息于宛城西郊，离襄阳二百四十多里地之外，加上交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要如此频繁交往是根本不可能的。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就当时的郡名来说的。东汉末年人们有一种习惯，讲籍贯只说是某郡，如颍川徐元直、汝南孟公威。“颍川”、“汝南”都是郡名。诸葛亮是在益州成都上表刘禅，当然应该说：“躬耕于南阳”，如果说：“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这文字既冗长，又不符合东汉末年“清峻”的文风，还不符合人们习惯的说法。由此可知，所谓“南阳”是指“南阳郡”，而不是指今南阳市。所谓“现在的南阳就是当年诸葛亮躬耕的‘南阳’”， 很明显这种说法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南阳卧龙岗，最早见于《明史·地理志》。该书记载曰：“卧龙岗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为巢然。草庐在其内，时人以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在明代以前的史籍中无卧龙岗的记载。唐代诗人多好题咏名胜古迹，但从未见有关于南阳卧龙岗诸葛庐的题咏。《宋会要》记载地方庙宇寺观最多，也没有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记载。至于南阳武侯祠内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的石刻，那不是岳飞的真迹。著名史学家邓拓先生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一文中说：“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山河》、《前后出师表》等，现在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真迹。”“近来上海文管会收集到的南宋拓本《风墅帖》上刊载有岳飞的信札，他的字体非常接近于苏东坡。” 石刻《跋》语中说，岳飞于绍兴八年（1138）八月中秋前夕，“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词内，更浑秉烛，细观壁间昔贤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这是后人的传说，史籍全无岳飞来南阳武侯祠题词的记载。
据南阳武侯祠所藏《卧龙岗忠武侯志》记载：元代至大二年（1309）岗上开始创建诸葛书院。明嘉靖元年（1522）以后，岗上建筑群才初具规模，但历时不过百年左右，又毁于明末兵燹之中。直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才由南阳郡守朱璘重建卧龙岗武侯祠。这部书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明清以前是没有争议的。从明代南阳出现诸葛草庐后直到清代，襄阳和南阳两地的文人学士就有关诸葛亮的寓居地点和躬耕地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打起了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成了一桩旷日持久的、无人判决的历史“公案”。到清末，南阳知府顾嘉衡（襄阳人）在卧龙岗武侯祠内写了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分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这幅对联显然是回避矛盾，不辨是非。但当时顾嘉衡也是有难言之隐，他明知诸葛亮是寓居襄旧隆中，但是这个襄阳人在南阳做官，不敢得罪当地豪绅，但又不愿说卧龙岗是真的，怕家乡人骂他出卖桑梓，最后只好折中调和，双方都不得罪，算是不了了之。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出现，如同长江西陵峡中的黄陵庙、巫峡中临江绝壁上的《孔明碑》、奉节长江边上的《八阵图》一样，都是后人根据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加以附会、传说而成为胜迹的，这些胜迹表达了人民对诸葛亮深厚的景仰之情，它给后代以人杰地灵的自豪感。作为纪念性的建筑和劳动人民休憩游览的场所，这些胜迹是完全应该存在的，并且还要建设得更好。
隆中作为诸葛亮留下来的遗踪胜迹，现在经过全面整修，一改过去荒凉景象，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现在是树木参天，绿树成荫；百花争艳，鸟语花香；亭台水榭，比比皆是。三顾堂、卧龙深处、草庐、老龙洞等具有民族风格的汉代建筑，掩映在一片翠柏竹林之中。到处显现生机盎然、清雅秀丽。隆中日益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凭吊、游览和休息的好地方。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隆中胜迹将永葆青春，万古长存！
这里，笔者还需补充说明一点是，刘备获取诸葛亮隆中对策以后，他们二人是如何去实践的呢？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吗？郭沫若认为“刘备从四处奔走寄人篱下，发展到割据一方，与曹操、孙权鼎足而三，基本上就是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进行的。” 薛国中认为诸葛亮“辅助刘备贯彻《隆中对》路线，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直到以益州为根据地，建立稳定的蜀国。” 总之，《隆中对》后，刘备、诸葛亮都是认真实践隆中决策的。史实是否如此呢？谁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唯，现在我们就来查阅一下他们走出隆中以后的具体行动吧。笔者通过反复阅读《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发现：从诸葛亮提出隆中对策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这段时间内，刘备并未实行隆中对策，诸葛亮也并未按隆中对策积极主动去辅助刘备贯彻实行。笔者曾撰写《隆中对策实践质疑》一文在《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5期上发表。笔者举出了五件史例作为论据进行分析。这五件史实是：一，刘表病逝后，诸葛亮提出攻取荆州，刘备不予采纳；二，曹操南下取荆州时，刘备准备去投靠苍梧太守吴巨，最先提出孙吴联盟抗曹的是孙吴的鲁肃，而不是诸葛亮；三，刘备进取益州的行动是庞统向刘备提出的；四，最先提出攻取汉中的是法正，也不是诸葛亮；五，对刘备为关羽报仇而攻吴提出进谏的是赵云，由于刘备不听取，造成夷陵之战惨败。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采取如此的态度呢？这是因为，在刘备看来，诸葛亮年数不大（比刘备小二十岁），政治经验不足，缺乏实际的指挥作战本领，所以在重大决策问题，刘备得有主见，不是唯隆中对策是从。从诸葛亮来说，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有一个成长过程。以上五例说明诸葛亮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某些问题还认识不清，对当时风云变幻的形势分析不够所造成的。笔者认为，隆中对策真正全面实行是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独掌蜀汉军政大权时才得以全面实行。我的这个观点得到很多史学家的赞成和支持。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撰写的《<隆中对>再认识》（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就说：“刘备对诸葛亮，始而有鱼水之喻，终而有白帝托孤之词，而诸葛亮后来也是鞠躬尽力以辅刘禅。这些情况，使历代史家多认为刘备最赏识《隆中对》并始终不渝地为实现《隆中对》而奋斗，戎机大政悉以《隆中对》为依据，委诸葛亮行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总之，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谘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
田先生的观点很新颖，也很正确。从上述可知，我的观点和田先生的看法只是不谋而合，虽然刊登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杂志上，但两人论证的角度和方法是不同的。田先生是从“诸人（邓禹、萧何、韩信与王朴）以数言干时主而均有应验”入手，用“确凿的历史材料来检验《隆中对》，确定诸葛亮的认识来源，实践应验以及得失原因”。然后将鲁肃密议与《隆中对》进行比较，最后分析“跨有荆益”的正确性与可能性。笔者则单纯用历史事实来验证和检验。可见，虽殊路异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当然这只是纯属偶然而已，并非显示作者水平高，可以和“大家”并论。
余鹏飞教授，1936年生，湖南长沙人，1959年历史系毕业，襄樊学院历史学教授。历任襄阳师专历史系主任、政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襄樊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现任襄樊学院所长、中国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三国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