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信局与“客邮”
民信局内景（复原图）。
明清以来，在中国东南富庶地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发。在一些交通便利之地，先后形成了繁华的商业重镇，东苏州、南佛山、西汉口、北京师四大市场是典型代表。商人、工匠、小贩、运工随意往来，熙熙攘攘，热闹繁华。仅苏州就拥有“绅士兵民及工商伎艺等类”人口“数逾百万”，北京则有晋、秦、鲁、浙等工商业会馆38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物与货物的流通往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传统的邮驿制度却天然地排斥大众。那些在外做工经商的人，亟须一种便利的通信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宁波商人颇富创意地设立了民信局，即一种服务于民间信物的经济组织。最初的民信局开设在富庶的苏浙地区，继而扩张到长江流域。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主要的工商业城镇都设有民信局。清代末年，民信局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洲、檀香山等地的华人聚集区。民信局以赢利为目的，其业务除了往来信件外，还涉及寄送包裹、汇兑、现金押运，甚至运输报纸。在时效性上，民信局也迎合了当时工商界的喜好，民信局员工往往会在天黑店铺打烊后登门收信，完全适应商家的作息节奏。作为赢利机构，民信局还非常注重商业信誉，对因员工过错造成的损失会进行全额赔偿，又加之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手续简单、运作灵活，很快便成为民间通信通物的主要形式。民信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邮政事业由官家垄断进入民间参与的时代。
当然，民信局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客邮”。从17 世纪开始，西方许多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高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国家的殖民者们得以深入全球各地，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地。1840年，英国采用r·希尔的建议，对原有的邮政系统进行改革，率先建立起近代邮政制度。清中期以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增长。1834 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开办了一个“英国邮局”，这个邮局由英国邮政总局统辖，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客邮”。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广设邮局，其他西方国家也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纷纷效仿。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又以种种理由，不断扩大“客邮”在华的范围，他们早已不满足于中国沿海港口，而是将业务网点不断向新疆、云南、西藏等地扩张。
“客邮”虽然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其在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一般的邮政业务；而实际上，“客邮”也收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甚至以外商作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珠宝等走私活动。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
而不容置疑的是，“客邮”的存在给当时的中国人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腐朽邮驿制度的瓦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曾说过：“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自当年费用外，年入之款岁有赢余，可知邮政一端，其益甚宏，轻而易举，无耗费之虞，远而可通，无濡滞之虑，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