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形千年的邮驿制度
鸡鸣驿
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中国的邮驿早在商代就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到周幽王时的“烽火戏诸侯”，堪称中国通信史上最大的乌龙。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律例管制，秦朝完成了国家邮驿通信制度的统一。汉代时，信息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一条举世闻名的国际驿道——丝绸之路也就此开通。到了大唐，整个国家的邮驿体系忙碌而有序，呈现出“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的欣欣向荣景象。由于形势的需要，宋代的邮驿制度被烙上浓厚的军事色彩。到明代，全国上下形成司站、递、铺三者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邮驿制度，保证了信息的有序传播。
清代邮驿集历代邮驿之大成，制度完备、管理科学，在“康雍乾”时期达到高潮。在鼎盛时期，全国设有2000 个驿站、4 万多名士兵、7 万多名驿夫和1.4 万个驿铺，这些邮政通信机构分布广泛、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是以往各朝各代都不能企及的。
然而，到19世纪后，这个昔日令世人瞠目的庞大邮驿系统却日渐腐朽不堪，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贪腐四溢的官僚机构——政府每年花在邮驿系统上的经费高达300 万两白银，“而竟为地方官之利薮”，“驿所畜之马，类多老弱病疲”，驿站将文书随意搁置，等攒够一定数量才派遣一个马夫投递，往往数百里的距离，一封文书竟要走十来日，这是晚清维新人士冯桂芬的叙述。
不仅如此，邮驿系统的官差对沿途百姓的骚扰也相当厉害。邮差们往往会以官员身份自居，在沿途作威作福，随意征调民夫，无偿夺取百姓草粮，甚至“拦截过往车辆，将客商行李抛掷道旁，驱车径去，借端婪索”，结果造成田园荒芜，路无行人。更大的困难来自经费。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由于邮驿的官办性质，使得寄送民间信件成为不可能的妄想。这样就天然地断绝了邮驿的巨大市场，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官方下拨经费长期不足，也造成了邮驿系统内部的落后。清末，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出现，更使得驿站传递公文与接待官员的重要性日渐丧失。直到1912 年，这座百尺之楼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人民对它没有丝毫的留念。当时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民信局和“客邮”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