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韩顺德（退休前曾任上海市邮政分公司发行科科长）
记录人：耿忠平
17岁那年，我进邮局当了一名穿街走巷的投递员，从此便与报刊结缘，后又调任报刊发行员。在上海邮政工作的整整43年间，我与报刊就没有分开过，其间，我亲历了邮政随着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而在我看来，最能具体反映这些变革的，就是一张报刊订阅单。
改革开放之前，报刊是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民生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订阅报刊的用户从企事业单位、商店、学校、图书馆到个人，范围非常广。后来，由于企业改制，一大批单位关停并转，工人下岗，报刊订阅量直线下降，报刊业务萧条了好一阵子，员工的奖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直到1992年前后，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开始逐步回升，一位来自杨浦邮政支局的报刊发行员立马嗅到了这一机遇，找到中纺机厂领导，动员拿出一部分福利为每位职工订一份报纸，两方一拍即合，一个订阅2000多份报纸的大单成交了。不料，过了一阵子，厂里来电话说，有不少职工没有拿到报纸，希望邮局在7天之内解决，不然全部退订。经查，原来是该厂人事部提供的信息没有及时更新部分职工的住宅新址，导致他们无法收到报纸。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连续奋战才将报纸全部按新址投送到位。问题虽然补救了，但如何汲取教训、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成了我和同事关注的焦点。经过一番调研考察后，我们推出了“报刊专用订阅单”，这种订阅单是有面值的，相当于代金券，用户拿着购买的订阅单，到邮局填写投送地址和所订阅的报刊，便可完成订阅。初期，我们推出了发行量较大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3种报刊的订阅单，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举措一经推出便一炮走红。邮局的发行流转额猛增，报社的发行量明显增长，邮局和报社皆大欢喜。
高兴之余，问题也随之暴露了。用户拿着订阅单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时，因填写投送信息而排起长队，影响了窗口营业。单位领导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我们开专题会议，责成研究解决。于是，一份一式三联的新订单问世了，用户填写好信息后，窗口人员只需敲一个日戳，并将另外两联撕下留存即可，大大节省了办理时间，用户、营业窗口齐声叫好。
可是，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订单对于个人用户是方便了，但对于单位用户却很麻烦，由于单位职工的地址分布市区各个区域，各邮政支局间不能互订，单位代办人员往往要跑好几个支局才能帮单位职工完成订阅，费时费力。于是，在市邮政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很快又解决了这一难题。此外，每年初，总有不少马大哈的用户写错地址，导致无法正常投送报刊。我们又在订单上加了“读者联系电话”一栏，这就好比为报刊投送加了一道保险，从而使报刊无法投妥的现象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报刊市场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报刊种类越发多样。为进一步拓展报刊发行市场，满足广大用户的阅读需求，我们由原来的“报刊专用订阅单”升级为“定额通用报刊订阅单”，这种订阅单有50元、100元、200元等多种面额，用户可凭此订阅单自由选择订阅自己喜欢的报刊，不再受到只能订阅固定几种报刊的限制，此举深受用户欢迎。
自第一张报刊订阅单问世后的10多年间是上海邮政报刊发行业务发展的黄金时期，订阅单的流转额要占年度流转额的80％左右，这不仅得到了上海各大报社的称赞，也得到了外省市兄弟邮政企业和外地报社的青睐，纷纷来上海邮政取经。《中国汽车报》报社的负责人曾激动地对我们说：“以往，我每到年底来上海开订报会，会上听到的承诺多，但订阅量总上不去，急人呀！自打有了订阅单，每次会议结束，上海明年的订阅量也大致出来了，十拿九稳，妥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全国性党报党刊更是如此，自推出订阅单后，年底的订阅会一开，各级党组织自觉按比例认领订阅单，使上海市的订阅量年年稳中有升，总能排在全国的领先位置，这也让上海邮政牢牢占据了全国报刊发行的龙头地位，很好地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为适应市场变化，当年那张小小的报刊订阅单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见证了邮发主渠道的变革，它的历史作用不容小觑，其中凝聚着我们报刊发行人的心血和才智。如今，随着各种媒体资讯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报刊发行量日益萎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邮政作为报刊发行主渠道的地位没有变，“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更没有变。尽管我已退休近20年，但是作为一名曾在邮政报刊发行战线工作了43年的“老邮政”，我仍十分关注上海邮政报刊发行事业的点滴进步。近两年，我欣喜地看到上海邮政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开创了手机订阅新模式，只需微信关注“上海邮政掌上营业厅”，就能在“在线商城”里找到“报刊订阅”功能，即便是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同志，也能在家人的指导下顺利完成报刊订阅，真正实现“一机在手，订阅无忧”。“随着微信订报工作的不断完善，从最初只能订阅几十种报刊，到目前支持万余种报刊订阅、专用单激活、订单查询、一键续订等功能，我们实现了多个全国首创。”在一次参观学习中，听到新一代邮政人这样介绍道，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