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白计瑞（原山西省原平县邮电局党总支书记兼局长）
记录人：苏志刚
1945年，我17岁，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如丧家之犬，节节溃败。在我的家乡山西省五台县高洪口乡北高洪村，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正在扩充，准备招一批年轻有为的适龄青年来充实革命的队伍。于是，我应征入伍了。正当我兴高采烈地要随大队伍出发的前夕，一位首长通知我，让我到我党领导下的五台二区区公所报到，具体工作是到区公所管辖的抗联会工作。当时，我的心里有些想不通，自己是来参军入伍的，怎么被分在地方工作了呢？那位首长告诉我：“小同志，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军队，都一样是在为党和人民做事，其实，地方工作也非常重要！”首长的一席话，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我就安心地在抗联工作了。
那时，我经常从五台二区区公所到五台松岩口村（当时五台县政府驻地）去送文件。在抗联工作了两年后，1947年春天，组织上考虑我机警灵活、忠实可靠，便让我去下面锻炼锻炼。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才知道，是让我做交通员。自此，我成了党的一名交通员。早在1944年10月，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建立了边区交通总局，下辖好几个区，区下又设了交通站。1947年我做交通员时，我党领导下的邮政通信网络已初具规模。
1947年，五台县城解放了。解放后，五台县城的交通站改为五台县邮政局，其下辖的站还叫交通站。由于交通员工作的特殊性，在一个交通站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要调离，去往其他交通站。当时，虽然五台县城解放了，但是很多地方还有晋绥军，送文件非常危险，而我好几次都化险为夷，将文件安全送达目的地。我还因此受到了表彰。
1948年春天，我被调到五台县陈家庄交通站当交通员，当时，这个交通站归北岳区晋中二专署领导。虽然没有晋绥军，但所送的文件时限要求高，一刻也不得停留。五台县地处山区，山连山，沟连沟，一个交通站到另一个交通站之间相隔30公里，送一个文件往往是白天黑夜交替赶着送。每次文件到达陈家庄交通站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在大山里走夜路，心里根本顾不上害怕，也不可能休息，因为我要在天明鸡叫前，把文件送到另一个交通员手中。
后来，站里给我们一个班配备了一匹骡子，有了骡子送文件的速度快了许多，也省了许多力气。山里的晋绥军渐渐少了，狼却渐渐多了起来。在我送文件的骡班邮路上，隔三岔五就有狼吃人的事发生，大多发生在夜里。我走的邮路是夜路，而且多是在后半夜。记得有一天，天阴沉得可怕，我正在赶路送邮件，忽然一声狼嚎，骡子受到惊吓把我抛在了山路上，撒腿跑了。我摔进山沟里不省人事，要不是正好有几个老乡路过救了我，恐怕我早被狼吃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组织为我们配了枪，当时给我配备的是撅把子枪。一次夜里送完文件往回走的路上，我一门心思赶路，忽然感觉不对劲儿，看见前方一个土崖上趴着一个黑影，我以为是狗，再一看，眼里射出绿光，心想不好，这回真遇上狼了，我忙把子弹上膛，但是不能开枪，一是怕一开枪惊动了当地政府，二是怕惊动了晋绥军。与狼对峙了许久，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马铃声，我猜想可能是跑贸易的马队来了。马铃声越来越近，狼听到铃声近了，便跑远了。
1949年4月，太原解放，我与各交通站站长奉命调回太原。
接到命令当天，我从定襄南庄坐火车到达阳泉，再由阳泉转车到达榆次，随同晋中行署各单位接管人员乘专列窄轨小火车向太原方向进发。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心情特别激动，临走时，换上了自己唯一的白衬衫，没想到当晚坐的火车却是刚拉完煤的空煤车，一路到达太原后，白衬衫变成了黑衬衫。大家相互看着，一个个都成了“铜锤大花脸”。时间万分紧迫，我刚下火车，便直接去了太原邮政局所在地，一栋二层小楼。一路上，宽阔的洋灰马路上到处是弹坑，还有被炮火炸断的电线……
接管太原邮政局后，最主要的是恢复邮政业务。接管组当时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是处理积压的邮件，第二件事是开通通往解放区的日干线邮路，第三件事是开始营业，暂时只收寄平信邮件。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成立后，我在警卫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了包裹股，到代购台当代购员，做包裹揽收业务。那时，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薄，业务水平不高，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提升自己。1951年秋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南京邮电学院面向山西招收30个学员，我有幸名列其中。这件事情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在南京学习了4年的时间，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极大提高。到了第5个年头，由于自己当交通员时落下的肠胃病，我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山西。这时，邮政与电信局已经合二为一，叫“山西省邮电管理局”。我先后在省邮电局人事处、审干办、监察室等部门工作。1957年6月，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省局准备给各县局配备专职书记，我被分配到五台县邮电局任专职书记。就在我走马上任之前，上级又改任我为静乐县邮电局专职书记。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静乐县地处山区，静乐县邮电局条件艰苦，全部家当就是一间营业室、一间封发室、一个锅炉房、一间会议室和一个小套间。全局几十名职工的办公、住宿与吃饭问题得不到解决，职工的工作状态大受影响，经常有丢失包裹的事件发生。我与局长商量后，觉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职工的办公和住房问题。我一次次往省里跑，仅用了一个月，资金便到位了。我们重新修建了办公与住宿场所，又在邮局附近辟了一块菜地园子，职工们办公、住宿与吃饭的问题得到解决。看到职工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在这一年，我担任原平县邮电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我首先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平反问题，积极帮他们恢复名誉，使他们安心工作，让他们更好地为邮政的发展而出力。在我当局长的7年时间里，原平县县城到各公社邮路变为摩托车邮路，实现了投递摩托化。每天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整个邮电局院内都会沸腾，十几辆摩托车同时发动，乡邮员们骑上幸福牌摩托车，带着报纸、信件浩浩荡荡出发了。
当时的报刊订阅是限额发行，报刊发行组只有1个人，全局报刊流转额是20万元。到20世纪80年代初，报刊订阅取消限额发行，人们订阅报刊的积极性大增，对文化的渴望开始爆发。到了1983年，报刊发行组有4个人，报刊流转额已经是40万元了。邮政各项业务也有了很大起色。7年间，我跑遍了原平大大小小所有的邮路，与乡亲们交谈，和投递员谈心，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亲身体验邮路的艰辛。因为我当交通员的时候，也是那样不易。
1983年，我离休了，但我没有忘记干了一生的邮政事业，时刻关心着邮政的发展，也高兴地看到邮政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我从一名党的交通员做起，见证了中国邮政在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老一辈邮政人始终怀揣献身革命的无限忠心，一副肩膀两条腿，为党和人民服务，希望后来人一定要继承邮政优良传统，不辱使命，拼搏进取，邮政的明天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