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汪洋提着邮袋走过来，隔着玻璃，某单位邮件收发人员摘下口罩跟他打招呼。汪洋微笑着点了点头。见他戴好口罩想走出门接邮件，汪洋赶忙用手抵住门把手，摇了摇头。
停车、鸣笛、卸邮件、转身离开。
自从2月20日北京市政府通报了自己负责道段内的某医院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后，西直门外大街邮政支局机车投递员汪洋就把自己“隔离”了。这在原来是绝不会发生的事情。疫情之前，性格开朗的汪洋很喜欢和各单位的邮件收发人员“侃大山”。
“出了这种事情（某医院疫情），和大家生分一些，我必须这么做。”汪洋说。
“开水打湿，倒上酒精，先把手再方向盘……”2月25日9点，汪洋一边默念一边给邮车消毒，准备出班投递。旁边，西外大街支局局长王磊目不转睛地看着，生怕汪洋漏掉哪个步骤。见汪洋准备完毕，王磊走过去递上一张纸巾和一瓶酒精说：“汪师傅，您把纸巾垫在口罩里，护目镜上就不会有哈气了。这瓶酒精您揣兜里，用完了再和我说。”
驾驶室内，汪洋扭头再次清点邮袋数量，摁了一下喇叭向王磊告别，然后一脚油门驶向空荡的街头。为保证车内空气流通，汪洋摇下车窗，冷风呼啸而入。
“现在挺好的，不堵车了。跑一趟下来也就一个多小时。要是原来，没两三个小时根本回不来。”面对就在身边的危险，汪洋很是乐观。其实，相对于大多数人，汪洋非常清楚传染病有多可怕。
17年前，当“非典”病毒在北京肆虐时，汪洋骑着自行车投递邮件。一天，他见到前几天还和自己打招呼的一位大爷被抬上急救车，后来再也没有回来。此时此刻，汪洋武汉的亲戚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不要去人员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医院。
尽管如此，但汪洋并没有一丁点儿想要从投递道段撤下来的意思。“职责所在，我必须坚守。”这句话正是一位基层邮政人真诚又质朴的表达。
汪洋的家距离单位二十多公里，原来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疫情发生后，他借了辆车，开车上下班。其实汪洋本不必这样，这段时间，他常坐的那趟公交车几乎没有人。“并不是你采访，我才这么说。我是怕哪天我被感染了，连累无辜的人。”汪洋说。自从开车上下班后，汪洋就把车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除了中午要用微波炉热饭，他几乎不与同事接触。
“人潮”中，汪洋成了那个最孤独的人。
投递归来，汪洋用84消毒液里里外外把邮车消毒了一遍，点了一根烟，蹲在一旁抽了起来。他突然说：“我也害怕感染。上有老，下有小，我自己无所谓，害怕连累他们。”
“能不能不去？”
“不能，我必须去！”
当从新闻中得知丈夫负责的投递道段出现确诊病例时，汪洋的妻子试图劝说他撤下来。汪洋对妻子说：“别担心，我会做好防护的。”从第二天开始，汪洋临出门前，妻子一定要跟他说一句：“注意安全。”也是从那天开始，汪洋的手机会收到妻子发来的各种与疫情相关的消息，有疫情通报，有防护措施教学视频，甚至还有很多小道消息。每天晚上，当看见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在正常范围内时，汪洋的妻子才睡得着。她庆幸，自己的丈夫是安全的。
为了家人，汪洋只能让自己成为“人潮”中的孤独者。每天在车里把衣服里里外外换一遍再回家，回到家一遍又一遍地洗手、洗脸、洗头，换下来的脏衣服绝对不让妻子碰，坚持自己洗。
“爸，我看新闻，出现确诊病例的医院好像就在你们支局的服务区域内。”儿子问。“别瞎操心，不在。”“儿子，你和领导说说，让你少出点儿班。”老妈说。“妈，我现在特别清闲，各个单位管得特别严，我进不去。”
……
面对朝夕相处的妻子，汪洋必须说实话，但对孩子和父母，他选择了隐瞒。“越少人知道越好。少为我操点儿心，我也少点儿牵挂。”
疫情暴发以来，远离“人潮”是最安全的选择。也是从那时开始，为满足百姓的用邮需求，为打赢抗疫这场仗，在北京、在武汉，在全国各地邮政企业，很多“汪洋”勇敢地走向“人潮”。“人潮”中，为了家人、同事和老百姓的安全，他们甘愿选择“孤独”。
汪洋出班投递前给邮车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