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对邮政员工而言，是职业，是信任，是责任。那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如今忆起还历历在目。
1978年，我在江苏省灌云县邮电局任邮政业务视察员。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领导交给我一封海外来信，要我无论如何找到收信人。我从局长手中接过信仔仔细细地看。这封信是从新加坡寄来的，收件人叫周育坛、周育台，收件地址上的地点因为时间久远，早已经不存在。虽然我心里清楚，找到信的主人非常困难，但面对领导交予我的重任，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先后到县公安局、县民政局查资料，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信上的地址改为现在的4个乡（镇），加起来总共有20万人口。要想找到信的主人，就如同大海捞针。我分别给4个乡（镇）所在地的邮电支局局长打电话，请他们协助查找，并将搜寻重点放在了较多周姓人家的村庄。可许多天过去了，无一点儿线索，我一筹莫展。
1979年7月的一天，我的爱人要到乡下走亲戚，恰好她亲戚所在的村庄周姓人家比较多，我便顺口委托她了解下收信人的相关情况。爱人从乡下回家后告诉我，有一位老人可能知道一点儿线索。我一听喜出望外，立即冒着高温天气骑了二十几公里自行车，赶到老人家了解线索。这位周王氏老人告诉我，周育坛已病故多年，无儿无女；周育台1942年出生，因他出生时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故乳名叫“小满”。周育台三四岁时遭遇父母双亡，被一陈姓人家收养，老人只知道陈姓人家住的大概方向，具体住址不清楚。听到这儿，我的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又迷失了方向。
谢过周王氏老人后，当天下午，我按照老人指的方向，又骑了30多公里路，来到了陈姓人家可能居住的公社。老人指的方位共有两个公社，当时有近8万人口，陈姓人家有300多家，到底哪家收养了周育台，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于是，我请当地两个邮电所的负责人和投递员帮助查找。10天过去了，仍无消息。到了第11天，我的爱人接到她亲戚打来的电话，说是周育台还健在，有儿有女，只不过早已经改“周”姓“陈”。接到这个好消息，我立马启程赶往陈老的住所，将来自新加坡的信交给了家居泥墙草屋的陈老。陈老接到信时激动万分，连声道谢，我也并没有多问便告辞了。
过了几天，陈老不顾炎热的天气，突然来到我们邮电局，将一面长1.8米、宽1.2米大红锦旗送到了局长办公室，只见锦旗上写着“台湾同胞来信寻亲盼团圆 灌云邮政大海捞针终实现” 22个金黄色大字。陈老告诉在场的人：“我是受现在居住在台湾省台北市的胞兄周云生委托，亲自来给贵局送锦旗的，略表我们的谢意。我哥哥16岁背井离乡，和我失去联系已有33年。他在台湾写好信，托人带到新加坡，然后再转寄给我。没有你们邮电局，我们兄弟不可能联系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在台湾的周云生与陈老通信2年多后，1981年春天，周云生先生首次回祖国大陆探亲，见到了分别35年的胞弟，悲喜交加、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