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吃完午饭，父亲要我坐下来，听他交代这条邮路的注意事项。父亲旁边那辆绿色油漆斑驳的自行车早就直不起腰了，需要我用手扶着才不至于倒下。最后，干脆就靠在庭院的大榕树下才能立稳。天都快黄昏了，父亲才打住了话头，那也是因为母亲在催着，要他上街给我买明天上班用的毛巾、被盖、牙刷等行头。
1981年，按国家政策，我接了父亲的班，把他背过的邮包扛在了自己年轻的肩上；也接了他老人家那辆二八圈自行车。那年，我18岁。
父亲不说，我也知道，这条邮路要多坎坷有多坎坷，要多崎岖有多崎岖。我打小就跟着父亲跑邮路，从乡邮所出发，要跑全乡16个村子，村村相连的基本是泥巴路。其中，好长一截还没有路，到了那儿要是遇过河，只有人扛着车走了。
父亲交接给我的那辆绿色自行车，脚架早成了跛鸭，立不起来；后座驮邮包的地方，父亲用好几根细铁丝紧紧绷着；刹车也不灵了，想刹住车吧，它偏跑着快；那铃声，更是好笑，车进人群时，使劲儿摁铃，它是不会响的，不用铃时，它当当响个不断，所以不用担心路上会寂寞，听那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像有人在你身边跟你拉家常。
自行车父亲也修过多次了，交给我前，还特意去街上唯一修自行车的地方修理过，但都没有修好。父亲交给我后，我又骑了3年。1984年借着结婚，才在我的好说歹说下，父亲给我换了一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结婚那天，我是双喜临门，我用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一个特别重的“邮包”——我的妻子梅花回家了。从此，我骑着新自行车在16个村子之间跑，在那叮叮当当的铃声里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有一天，梅花跟我说：“孩子放假了，你让孩子跟着你一起跑邮路吧，也有个伴儿。”那时，我的孩子已经18岁了。这期间，我的邮车由永久牌换成了飞鸽牌，又从飞鸽牌换成了建设牌的摩托车。国家实现了公路村村通，所有的乡村泥土路全部硬化，变成了水泥路。更可喜的是，村村通的还有无线网络——信息公路，梅花也常用这条路，她把这路叫作“wifi”，我听了都直想笑，但看见戴着老花眼镜的梅花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始终忍着，没有笑出声来。
风里来，雨里去，由于长年在乡间山路奔波，我患上了较严重的风湿病，领导照顾我，让我提前退休了。退休前，请示领导同意，我就骑了这辆建设牌摩托车送孩子去重庆邮电学院读书。等毕业了，孩子选择去了县邮政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市邮政分公司。听孩子讲，现在，他的工作性质跟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送邮件，只不过我那时用自行车送，他是用电脑送，听见的，再不是叮叮当当的铃声，而是计算机键盘那哔哔叭叭的打字声。和孩子视频通话时，孩子让我看他如何操作计算机传输文件，眨眼之间就准确无误地传了过去。过去，邮件以信件为主，现在以物件为主，以后我的孩子的孩子，没准也可以点一下发送，就把物件瞬间发过去了。
邮政，因时代的变迁有了更宽的空间、更大的作为、更新的亮相、更高的追求。我衰老如夕，但邮政，瑰丽似虹，我的孩子又投身这壮丽的事业之中，我从内心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