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和邮递员打交道最多。
我是个写作者。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喜欢上了文学，常有“豆腐块”发表。当年，稿件是写在草纸上的，用稿纸抄好，通过邮局投寄给一些报刊社。
等待稿子的录用和刊发，成了青年时代的我最开心的事。昏暗的灯下，把稿子写好、抄好，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第二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会骑着那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去10里外的邮局，将一枚8分邮票工工整整地贴在信封上，再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听着信件落进邮筒里发出的声响，一缕希望的光又一次在一个高考落榜的乡村青年心头升起。
接下来，我三天两头去村部取信。稿件有留有退，心情有沮丧、有欣喜。
一天，我又去村部看有没有我的信，一串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传来，一位穿着邮政绿的中年男人推着邮政自行车走进院里。他从自行车后边鼓鼓的信兜里取出几张报纸和一沓信件来，还有一张绿色的邮政取款通知单，放在了收发室。我一看，有两封信是我的，那张取款通知单也是我的。长长的牛皮纸信封里夹着报纸，一定又是我的稿子发表了。我忍住内心的狂喜，从收发室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信和取款单。
“这些报刊社寄来的书信和取款单，原来都是你的啊？”穿邮政绿的中年人卷了一根旱烟棒，看着我问。
我点了点头。
中年人笑了：“小伙子，好好写。我当了这么多年邮递员，数你的信最多。这样吧，把你家的具体住址告诉我，以后你的信，我直接给你送过去！我姓霍，咱们一个村，我住前街，你就叫我老霍吧！”
这时，我才细细地打量着老霍。他身材魁伟，圆盘大脸，青青的胡茬儿。因为长年送信，风吹日晒，面色黝黑。那几年，因为热播电视剧《霍元甲》，我对“霍”姓特别留意。后来，和老霍熟了，我才知道，他的儿子竟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我还和他儿子在田野里打过鸟儿、放过风筝，在河湾里洗过澡。
我告诉了老霍我家的地址。老霍说：“你们家在村西大榆树底下，是我到咱们村送信的必经之路，只要有你的信，我就送你家去。”
于是，老霍成了我家的常客，每天准时骑着那辆邮电绿从我家门前经过。有了老霍，我免了去邮局寄信的奔波。每次，老霍来送信，顺便就把我早就装好、贴好邮票的信件取走。看到我缺信封和邮票时，他还会及时给我带来些。慢慢地，我对他更加信任，甚至连我取款单上的款额也由他代取。
夏天，老人、妇女，光屁股的孩童，都聚集在大榆树下乘凉。我也经常备上一壶清茶，不管有没有信，都在树下等着老霍，看他饮下我的花茶，和他聊上几句，当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出乎我意料的是，老霍的古词背得不错。
有一次，老霍骑车走了，树下纳凉的五姥爷说，这个邮递员的爷爷的爷爷，当年是咱们这一带的信客，因他背驼，大家叫他“霍驼子”。五姥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一带的乡村还没真正通邮，霍驼子是这方圆几十里内的信客。他把人们的货物和书信放在信套里，牵着那头大青骡子行走在乡间。他从不舍得骑那头骡子，为的是让它多驮一些货物。霍驼子行走在乡间，饥餐渴饮，和大伙儿混得很熟，因为他诚信，人们特敬重他。
无独有偶。十几年前，我在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里，看到过他笔下描写的一位行走在乡间的老信客。霍驼子和余秋雨笔下的老信客，都是旧时代的人，虽然是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却全都凭良心和诚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霍驼子干到了七八十岁，无疾而终，前来为他吊唁的人挤满了院子。
想不到，他的后辈老霍，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家的邮递员。老霍和他的祖上一样，尽心尽力为他片区内的百姓服务。我在老家的那段时光，凡是我写的稿子，都是经老霍的手投往各地。每次我发了稿子，老霍都说：“好好写，将来成了大作家，可别忘了我啊！”有一次，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得了30块钱稿费，我请老霍代取出来，又请母亲买点儿肉，割下园里的芹菜，包了顿饺子，买了一瓶白干，强拦下老霍吃了顿晌午饭。
我去了外县后，和老霍的联系就慢慢中断了。不过，在和其他邮递员打交道时，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老霍，总觉得他骑着邮电绿笑着向我摆手：“你的信！”
后来，邮电分营，通信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平信、挂号信快件到现在的特快专递，我都用。互联网的普及，我寄的信也越来越少，但仍然通过邮局订报刊。每到一处，我总会和当地邮局的人处好关系，和我打过交道的邮递员不下10位。
去年春节，我回到老家，和弟弟说去看看老霍。弟弟说，老霍前年过世了，脑出血，他的孙子现在在邮局工作，附近几个村是他负责的片区。听到老霍去世的消息，我惊得手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下。眼前顿时浮现出老霍为我吟咏唐代诗人李绅的《端州江亭得家书》的情形来：“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蛛丝飏水浔。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