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是老师，只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但他的确是我的老师。
他姓冯，人们都叫他“冯师傅”。那时候，时刻伴随他的是一辆绿色自行车和左右两边挂着的绿色大邮袋，邮袋一边装着报纸，一边装着信件。他清晨乘着露水出发，傍晚披着晚霞归去，留下亲人的问候，捎走朋友的祝福，自己只落下一身疲乏。可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日晒霜冻，他在我的生活中却从未缺席。
我们的村庄距离乡镇有10多公里，他来的时候多半是下午。只要他的自行车铃声一响，我们便像蜜蜂追逐花朵一般，一路奔跑着、跳跃着，撒着小脚丫，把欢声笑语撒在新垦的泥土里。他听到我们的叫嚷声，总会慢下来，我们也就跑得越发起劲儿，胆子大的还会把手搭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我生来胆儿就小，身体也长得瘦弱，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把手搭到自行车上。有一次，冯师傅把车停下来，让我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则蹬着车飞快地跑起来，让我的一众小伙伴羡慕得眼睛发绿。我还趁机摸了一下邮袋上那个红色的圆形标志。他问我：“你认识那是什么吗？”我说：“五角星呗！”他点了点头，神情突然严肃起来：“那里面有4个字，你认识吗？”我歪着头看了半天，愣没认出来，只得丧气地摇了摇头。他把车靠在路边的石头上，在五角星的金色线条上比划着，一个一个地教我认：“人—民—邮—电。”我又仔细辨认了一阵，仍然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只得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临走时，他又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外面读书，还要给家里写信哩！
听了他这句话，我的脸倏地红了。我的成绩一直不好，如果哪天能不挨老师的批评，我就谢天谢地了，又哪敢奢望去外面读书？但给家里写信似乎是必须的。因为我的邻居李二妈每十天半个月就会收到杰二叔从渡口（那时攀枝花还叫渡口）寄来的信，偶尔还会收到糖果、瓜子一类的好吃的。李二妈没读过书，每次收到来信，她都让冯师傅念给她听。冯师傅念信时总是很严肃认真，像老师读课文一样，字正腔圆，吐字清楚。但在念到开头的称呼和结尾的问候时，冯师傅便有些忸怩，比我读课文时还要糟糕。偶尔，他还会皱了眉头说：“这一段，就不念了吧？”李二妈似乎也心领神会，明白了那一段话的意思，俊俏的脸蛋瞬间变得通红。
也许是冯师傅忙不过来，李二妈后来收到丈夫的来信时，便换了我们当中成绩最好的小胖来念。每次念完信，小胖的裤兜里总是塞满了糖果和瓜子，能让我们眼馋差不多一个星期。可再过一个星期左右，李二妈又会收到下一封来信，小胖的裤兜再次鼓鼓囊囊。因此，那段日子，我几乎天天都生活在对小胖的羡慕和嫉妒中。对于读书，我愈加反感了，以至于有一回上学迟到，我便干脆躲在李二妈屋后的草垛下捉蚂蚁玩。李二妈不知为何发现了我，偷偷把我拉到她家里，拿出一封信来，让我念给她听。信不长，只有一页多一点儿，我憋红了脸，嗫嚅着说：“我也认不完呢！”李二妈往我的裤兜里塞了一把糖果，安慰我说：“认不完也没关系，能认多少就念多少，我能明白意思就行。”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拉拉扯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信念完。李二妈眉开眼笑地夸奖我：“念得不错，以后我每次都找你了。”我摇头低声说：“你还是找小胖吧！”李二妈拍了拍我的头：“我就找你，以后我还要找你帮我写信哩！”说着，她又塞给我一把糖果，“要好好学习哦，别像二妈我，斗大的字，还认不到一箩筐。”
那以后，李二妈每次收到来信，果然都是叫我去念。每次念完信，我照例会得到李二妈奖赏的一把糖果。有意思的是，自打我替了小胖之后，杰二叔的来信突然变勤了，从过去的十天半个月一封，变成了三五天一封，我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在小胖面前炫耀的机会。有一回我和小伙伴在玩游戏，刚好看到冯师傅给李二妈送来了一封信，我便趾高气扬地冲他们大声喊：“你们玩儿吧，我该去帮李二妈念信了。”不料小胖在背后唾了一口，不屑地说：“念信？你知道信是怎么写的吗？”我愣了愣，满不在乎地说：“当然知道，我帮李二妈念了那么多信哩！”小胖把头一歪：“呸！你那念的是信吗？你念的都是冯师傅抄的报纸！”说着，他还念了一段话，果然与我念的信非常相似。我不知所措地傻站着，接着便听到一阵哄笑声和纷乱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把我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自行车铃声的脆响，然后是冯师傅关切的声音：“你哭啥？”我憋在心中的气顿时找到了爆发口，猛推一把冯师傅，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抄报纸给李二妈？”冯师傅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忽地变得柔软了。他慢腾腾地从地上爬起，把我拽进他的怀里，笑着说：“我还不就是想让你多读点书嘛！”
就是他的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直到今天，我依然没能忘记每天坚持读上一段文字。但愿我的这段文字能以鸿雁传书的方式寄给远在天国的我的邮递员老师——冯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