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填电报表吗？”这是1978年6月，我和幺叔来到镇上的邮电所，工作人员递上来一张电报表。“姐速归家有急事”，幺叔填写的电报内容就7个字，收费1元零5分。
那年初夏，我的一个远房祖父在犁田时突然栽倒在田，再没有醒来。为了通知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回家奔丧，我和幺叔便赶到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5天以后，当红肿着双眼的姑姑从上海回到村子，哭着跪倒在灵前时，她痛心于时空的遥远，通讯的不便，让她千里迢迢回来奔丧的泪水再也追不上祖父在云层里的脚步。
1979年的寒假，我读小学二年级，放假时便偶尔去城里父亲的单位玩儿。父亲在机关做秘书，整日守在一台带着威严气息的黑色电话机前接听电话，我看见一脸严肃的父亲把话筒凑在耳边接听，一边传达指示、收听汇报，一边在电话记录簿上飞快地记录着。那时，电话还是手摇式的，打电话时，先摇一下手柄，然后把电话挂了，等邮局总台为您接上要找的单位、插入相应的端口，这才可以通话。
这台电话勾起了我的好奇。一天，我把用来抽手？的胶管子接在了一起，总共有30多米长。我和幺叔分别站在胶管子两端，我对着胶管口子冲另一端的幺叔大声叫喊：“幺叔，幺叔，听得见我的声音么？”可一头的幺叔什么表情都没有，我失望地摇摇头。
1990年，我参加工作。最初在乡里办公室做文书，依然是手摇式电话，需要通过邮局转接，每次听到电话那头接线员轻柔的声音时，我的心就狂跳不已。
1994年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书和几个种植户家里已经安上了程控电话，其他的老乡也都在准备安装电话了。电话，已经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一个养鸡大户到我家来小坐。只见他腰间佩戴着一个黑色的传呼机，不一会儿便“嗡嗡嗡”地响起来，他嘿嘿笑着说：“我马上得回一个电话。”他走以后，颇受刺激的我不久后也花了1100元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没料到，这个传呼机却成了我的“束缚”，每天一到下班时间，老婆便一次次“呼”我赶快回家。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位诨名叫“狗子”的老乡来到我家，他把一个砖头大的东西“啪”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搁：“知道不，我花2万块买的大哥大！”狗子的神气吓了我一跳，也让我顿感落伍于时代的寒酸。
1999年春天，我花3000多元买了一部手机，那可是我当时2个多月的工资啊，我的心都痛了。当别着手机得意地回到村里时，我还故意去那个养鸡大户的院子前，拿起手机哇啦哇啦说话。没成想，人家却从腰间拿出一个样式更新款的手机在我眼前晃了晃。
2003年的一天，我回到村里，我的一个表叔正在吆喝着牛犁田，他腰间的彩屏手机突然响了，表叔便停下来接听电话。挂掉电话，表叔笑着说：“刚才是湖北一个客商谈来这里收购榨菜的事儿。”
2008年，我回到村子。村里70多岁的魏大爷正坐在电脑前，看着他的孙子用视频和在外务工的爸妈聊天。魏大爷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儿，指着电脑跟我说：“这玩意儿，实在是怪！”
2008年，当神七航天员在浩渺的太空与家人进行天地通话时，我才真正感到，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庄，我们对太空的呼唤，也已经不再是梦。
2018年春天，当年和我去发电报的幺叔已经79岁了，他在微信视频里跟我聊天，笑呵呵地告诉我，他种的水果通过村里的电商平台卖到了湖南、广东等地。
40年里时光飞逝，40年里电波遥遥，在这电波声里，我见证了一个国家铿锵前行的足迹。